平庸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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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1日傍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以北20公里的加里波第街上，一个中年男人象往常一样，从公交车上下来后便往家里赶。
忽然，一名高大健壮的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用西班牙语问他：“你有空吗？”
中年男人面色大变，拔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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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绑架是由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执行的。那名被绑架的中年男人，叫阿道夫·艾希曼，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曾担任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就是执行者之一。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二战结束后，狡猾的艾希曼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而是利用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
艾希曼先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1950年6月，艾希曼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在阿根廷梅塞德斯汽车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过上了安逸的“隐居”生活。
但犹太人并没有忘记艾希曼。以色列特工发动全球追捕，搜寻那些还没有受到公正审判的纳粹战犯，艾希曼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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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得到关于艾希曼的藏匿消息非常偶然。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盲人洛塔尔·赫尔曼一家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洛塔尔·赫尔曼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双目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失明的。
洛塔尔·赫尔曼有一个女儿，名叫罗泽·赫尔曼，身材修长，长相迷人。1957年的秋天，一位名叫尼科拉斯·艾希曼的小伙子对罗泽展开了疯狂而热烈的追求。
为了俘获姑娘的芳心，尼古拉斯经常在罗泽的面前，炫耀自己的父亲在纳粹德国的诸多“丰功伟绩”。
在一次同父母聊天时，罗泽提到了自己这位奇怪的男朋友，她对父母说，虽然尼科拉斯·艾希曼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他从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玩。
洛塔尔·赫尔曼当时并没有对女儿的话在意。
有一天，洛塔尔·赫尔曼让老伴给他读报，当听到德国政府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消息时，赫尔曼猛然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尼科拉斯·艾希曼：他会不会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
赫尔曼立即将情报秘密地报告给以色列。
以色列情报机构首脑伊塞·哈雷尔获悉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立即派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后，终于确定了艾希曼的身份。
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正式向阿根廷政府提出引渡艾希曼的要求，但是遭到了阿根廷的拒绝。本·古里安秘密下令，既然阿根廷不交人，我们自己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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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决定对艾希曼进行公审，允许世界各国的记者进行无限制采访。以色列方面认为，公审不仅是为了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下一代并让全世界了解纳粹曾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
法庭设在耶路撒冷，各国记者蜂拥而至。
女记者汉娜·阿伦特被《纽约客》派往耶路撒冷，旁听了对艾克曼的审判。
这个阿伦特可不是一般人，她是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以《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论革命》及《人的境况》等著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1906年，阿伦特出生在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家庭，一路读书读到哲学博士。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阿伦特逃离德国，经布拉格流亡到巴黎。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
随着二战爆发，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阿伦特不得不再一次流亡。在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帮助下，阿伦特与家人一道前往美国。
1951年，阿伦特发表了多年政治学研究的成果《论极权主义的根源》，该书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一举奠定了阿伦特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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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开庭受审。由于有大量的集中营受害者出面作证，为了保护艾希曼的安全，法庭将他安排在一个四围都是防弹玻璃的框子里。
阿伦特坐在旁听席上，仔细端详着艾希曼，但让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
艾希曼在法庭上陈述自己作为一名军人，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艾希曼这样为自己辩解：
没有丁点的个人意图，只是在遵守命令，而遵守命令是品德所在。
这段话强烈的触动了阿伦特。
以色列方面不相信艾希曼是一个正常人，因为正常人都会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也知道什么是罪恶。为了证明艾希曼是一个“魔鬼”，法庭请了几名权威的精神科医生。这些医生在分别与艾希曼进行了多次谈话以后，得出结论：艾希曼是一个正常人。
法官和检察官也认为：艾希曼所犯的罪行与信仰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其实根本没有信仰。他对纳粹党毫无兴趣，既不知道纳粹的党纲，也没有读过《我的奋斗》。
坐在旁听席上的阿伦特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看起来一切都正常的人，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自己沦为一个沾满鲜血的屠夫呢？
对艾希曼的审判漫长又乏味。从1961年的4月11日开始，直到12月15日法庭才做出宣判：死刑。
艾希曼立即决定上诉。
1962年的5月29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艾希曼以及他的家人仍不死心，写信给以色列总统乞求特赦。
5月31日，以色列总统拒绝了特赦要求。
随即执行绞刑，终结了艾希曼的罪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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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把艾希曼的庭审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在这本书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尽管艾希曼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但他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反倒更像是一个不会思考，没有思维能力，但是善于服从，有着超乎一般执行力的二货。
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两回事。
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十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无脑。
在这里，阿伦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她说：
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没有头脑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却可发挥出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邪恶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阿伦特分析了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会卷进深渊般的邪恶而无知和无法自拔，她在书中深刻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纳粹党通过对德国人的洗脑宣传，让“恶魔”艾希曼和大部分德国人都坚定地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代表德国人民，代表正义，纳粹党的任何理论都是绝对真理，希特勒的任何命令都必须无条件执行，他们自觉地变成了纳粹组织这部杀人机器中“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而当纳粹组织覆灭后，人们清算他们的罪恶时，他们又以自己仅仅是服从命令来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辩解。当然，这种辩解是荒唐的，正如一位知名导演所说：
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不仅是艾希曼，早在纽伦堡审判时，很多纳粹也都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作为一个军人，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是天职，这难道有罪吗？
奥地利纳粹警察头子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在法庭上哭诉：“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这何罪之有？”
将自己打扮成“只是遵命行事”的无辜者的模样，这样的辩护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作为一个成年、健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你必须为自己的所有行为承担道义和法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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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因此对他处以死刑是应当的。同时，阿哈特也指出，艾希曼是一个缺乏思考的人。
在书中，阿伦特这样写道：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罪恶比天性的残酷罪恶更可怕、更具毁灭性。这种缺乏思考导致的罪恶，是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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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虽然被绞死，但是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永远的留存下来。他说：
因为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自己的良心，所以他不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何况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
他确实不应该单独承担责任，因为整个德意志民族几乎都参与了罪行。希特勒是被德国人民选上台的，而对犹太人的屠杀也赢得过普通德国人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反思：“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
在这里，雅斯贝尔斯从哲学的角度对每一个人发出了质问。在一场群体性的罪恶中，光审判几个艾希曼是不够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罪，都需要接受审判，因为在那个黑暗里，许多人都用赞成或沉默投了罪恶一票。
在本应发声呐喊的时候却沉默了，这意味着你也在用间接的方式参与了罪恶。对坏事情的沉默，最终又常常会殃及自我。
因此，为了防止人类重蹈类似的罪恶，也为了使我们免遭厄运，有一句话值得每一个人铭记于心：面对邪恶的时候，保持沉默便是在犯罪。